全民族抗戰時期黨的作風建設與形象展示

　　 【黨史鉤沉】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便高度重視樹立並展示良好的政黨形象，通過創辦《新青年》《共產黨》《勞動周刊》等刊物積極宣傳黨的理論和主張，不斷擴大黨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全民族抗戰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關鍵階段。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侵略、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行為、國際社會存在的偏見質疑，中國共產黨大力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特別是作風建設，並通過樹立良好的政黨形象，大大提升了黨的凝聚力、號召力和戰斗力，實現了自身力量的迅速增長。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除了在國內領導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展現出中流砥柱的偉大作用和良好形象，還致力於向國際社會傳播與展示黨的形象，以“喚起全世界注意”（《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19頁），爭取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

　　一

　　 在全民族抗戰時期，我們黨秉承“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從理論和實踐對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進行艱辛探索。早在1935年，瓦窯堡會議通過《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就明確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全民族的先鋒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頁），不僅彰顯了廣泛的代表性，更擴展了黨的階級基礎，展現出中國共產黨的鮮明形象。1938年6月，中共中央印發《中央關於中共十七周年紀念宣傳綱要》，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先鋒隊”，強調了解放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使命和擔當。我們黨十分重視加強邊區黨的建設，重視對黨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並開展全黨的普遍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為全黨樹立了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

　　 這一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樹立並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民心為大、民生為重、民苦為憂。1939年，黨中央批准籌建中央醫院。最初，醫院定名為“中央干部醫院”，毛澤東同志得知后不滿意，讓改成“中央醫院”，面向延安和邊區黨政軍民，為群眾服務。當時，天花、傷寒、霍亂等流行病，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為了有效控制傳染病流行，1940年5月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員會。黨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禮堂召開防疫會議，以防疫委員會為延安防疫運動中的最高領導機關，制定防疫措施。1942年4月28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召開大會成立防疫總委員會，並廣泛宣傳衛生防疫知識，發展制藥廠，設立醫藥合作社，開展巡回醫療，大大降低了傳染病的發生率和致死率，生動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形象。在延安，黨員干部始終秉承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宗旨，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與人民同甘共苦，形成了“實行民主真行憲，隻見公仆不見官”的生動局面。許多發生在群眾身邊的感人事跡，一大批無私奉獻、艱苦奮斗的英雄模范，或見諸報端，或口耳相傳，使社會各界對黨的認識更加清晰，從而真心誠意地擁護黨的方針政策，堅定了永遠跟黨走的信念。

　　二

　　 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法治建設，制訂《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陝甘寧邊區憲法原則》《陝甘寧邊區保障人權財權條例》《陝甘寧邊區查獲鴉片毒品暫行辦法》等多部法律法規，內容全面、范圍廣泛，提升了法治水平，積澱了豐富的紅色法治文化。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站穩人民立場，深入貫徹群眾路線，切實有效地保障了根據地人民的民主權利，贏得了邊區人民的廣泛認可與堅定支持。中國共產黨以土地立法、刑事立法、婚姻立法、勞動立法等為抓手，賦予人民廣泛的民主權利。為了更好地推進民主法治建設，毛澤東同志多次致電各級領導、各級政治機關，要求“首先在西北廣大地區，實施抗戰和普選的民主政治，作全國民主政治之先導”（《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392頁）。與此同時，黨還在邊區創造性地實行“三三制”政權制度和根植於民主實踐的“馬錫五審判方式”。除了特定人群外，凡是年滿十八歲的民眾，皆擁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有力地促進了邊區民主選舉制度的施行。同時，邊區建立了參議會制，劃分了邊區和縣、鄉村各自的權利和義務。這些舉措調整了社會關系和階級矛盾，賦予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毛澤東同志指出，“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頁），“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第91頁），強調必須秉承民主的政治態度。此外，黨大力推進民主協商、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制度建設，建立健全保障政權民主化、施政公平正義的長效機制，樹立起重視法治建設的政黨形象。

　　三

　　 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証，作為擁有鐵的紀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時期不斷加強黨內政治監督，加強紀律建設，從《中國共產黨章程》《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等文件中，皆能看出對於嚴明紀律的重視。毛澤東同志指出，“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4頁）。對於黨內違紀行為，黨中央一律嚴肅處理。比如，因戀愛不成槍殺對方的革命功臣黃克功和犯貪污罪的戰斗英雄肖玉璧，先后被依法判處死刑，產生了強烈反響。毛澤東同志特別強調，共產黨員“不同於一個普通人”，“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0頁），我們黨把對干部的獎懲作為一項經常性工作來抓，樹立起紀律嚴明的政黨形象。

　　 在1940年《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中，黨中央重申了在邊區和根據地政權組織、勞動、土地、稅收、鋤奸、保護人民權利、經濟、文化教育和軍事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經過不懈努力，陝甘寧邊區成為“十個沒有”（《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18頁）的模范根據地。這一時期，黨中央號召黨員帶頭爭做表率，通過限定薪酬水平、“自己動手”大生產、艱苦奮斗干事業等方式，主動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大力建設清朗政風引領社會風氣。此外，黨大力倡導干部作風建設，要求黨員干部為民表率，不濫用職權、不假公濟私等，實行互相監督和適時檢查，專門組建懲戒委員會，讓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立在嚴處、落到實處，從根本上防止了腐敗墮落行為的滋生。因此，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后也高度評價道：“他們的精力、活力和真誠使他們與腐化的國民黨形成鮮明的對比。”（[美]卡蘿爾·卡特著、陳發兵譯：《延安使命：1944—1947美軍觀察組延安963天》，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頁）

　　四

　　 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以民族大義為重，倡導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和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領導中國人民最終戰勝了日本侵略者。1935年，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次年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對推動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起了重大的歷史作用。盧溝橋事變后，為了更好地團結抗日，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在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瓊崖紅軍游擊隊除外），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在各戰場同日軍浴血奮戰。黨還通過減租減息、開展大生產運動、進行抗日宣傳教育、堅持敵后游擊戰等方式，使得不同政治派別、社會階層和群體在共同的目標下同仇敵愾，一致抗日。針對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鞏固並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功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陰謀。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地方武裝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緊密配合下，毅然發動百團大戰，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提振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在敵后戰場，開展形式多樣的伏擊戰、破襲戰、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戰術戰法，機動靈活地打擊日本侵略者，取得輝煌戰績，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堅韌不屈、不怕犧牲的斗爭精神。

　　 這一時期，我們黨積極創辦《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共產黨人》《群眾》等報刊，不斷創新組織動員方式，大大提升了形象傳播的綜合效果，向社會大眾展現了以非凡智慧和堅毅信念帶領中華民族共御外侮的全民族抗戰中流砥柱形象。為了讓世界人民更好了解抗戰事跡和根據地建設情況，我們黨還大力加強對外宣傳，成立國際宣傳委員會。許多外國友人先后到陝甘寧邊區參觀考察，通過多種方式向世界呈現一個“熱烈的新社會”，傳播與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光輝形象，從而提高了“中共在全國以至全世界所佔的重要地位”（《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第2冊，學習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頁）。

　　 總之，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以強烈的使命擔當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高舉抗日旗幟，積極倡導、有力推動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最英勇、最堅決的斗爭，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在領導中華民族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黨大力加強自身建設，樹立起艱苦奮斗、堅韌不屈、團結大眾、民主先進的政黨形象，展現出強大的執政能力和生命力，點亮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也通過向國際社會宣傳黨的形象和理念，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和認可，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模范行動，引領著中國抗戰的正確方向。

　　 （作者：岳奎，系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華中科技大學數智黨建研究中心主任）